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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救治有了“中国模式
/    2018-10-01    2018-10-01    被访问次

  “过去30年时间,我国医疗接受了较多的国外理念。现在,我国的创伤救治体系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正在向国际范围推广、输出,这标志着我国医疗水平在世界范围内的被认可。这种成绩,是一个医生团队收到的莫大鼓舞。”——姜保国

  成为第二位获得顾氏和平奖的中国内地学者(第一位为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姜保国其实有点意外。

  作为与诺贝尔和平奖齐名的世界级和平奖,顾氏和平奖同样没有申报和评审过程。其每年的20位奖励对象,也都是已经为促进人类和平、和谐,保障人类生命与尊严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今年顾氏和平奖的获奖者,除了姜保国,还有突尼斯首相HabibEssid、罗马尼亚卫生部部长NicholaeBanicio博士等。

  姜保国的获奖原因,在于其在医疗领域,特别是在中国创伤救治体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

  “虽然大家对于创伤救治的关注度不及心脏病、脑卒中等常见和多发疾病,但创伤却是全球范围内45岁以下人群的第一位致死原因。45岁以下的年龄群,是家庭和社会的支柱年龄,所以挽救这个群体的生命,具有重要的家庭和社会意义。”访谈开始,姜保国就这样向记者强调。

  虽然对创伤患者的救治,具有重要的家庭和社会意义,但是对于医院来说,创伤患者的救治往往比较棘手。

  这是因为,创伤患者比如交通伤患者往往多半是严重的多发性创伤,其救治需要涉及多个科室,但很多医院还做不到第一时间调配多科室专家联合救治,因而可能错过救治的黄金时间。

  “而我国是人口大国,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因交通、建筑工程高处坠落等事故导致的创伤患者数量,始终居高不下。而与其他疾病的救治相比,我国对创伤患者的救治现状并不理想,特别是我国严重创伤患者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国际发达国家,这种救治瓶颈亟待破解。”姜保国向记者介绍。

  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现场调研,姜保国所率领的专家团队发现,目前中国严重创伤救治的瓶颈主要反映在———院前救治能力弱,院前急救和医院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医院内缺乏顺畅的创伤救治流程,救治医师对损伤控制理念、手术时间及手术方案缺乏科学的规范,这些原因综合导致了我国严重创伤患者的死亡率高发。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快速救治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保障受伤人群尽快得到救治,尽快安全地转院到医院,到医院后救治团队又能够尽快地给出救治方案,从而让整个生命救治的时间明显缩短,让生命救治的成活率明显提高。”姜保国强调。

  这种体系建设的需求,直接促成了姜保国于2006年在国内率先创建北京大学交通医学中心,并由此启动了中国严重创伤、交通伤救治规范的研究。

  实际上,多年之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就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独立的创伤救治中心,这种三级救治模式为拯救严重创伤患者做出了重要贡献。比较之下,虽然我国的严重创伤患者众多,各城市尚未建立类似的创伤救治中心,这跟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限于经济水平,短时间内我国尚难以建立独立的创伤救治中心,但我国的综合医院发展已经和国际接轨,能不能依托三级综合医院建立中国特有的创伤救治模式?”姜保国反复自问,最终也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经过不断论证,姜保国团队率先在国际上提出了“以综合医院为核心的闭环式区域性创伤救治体系”。

  “这种区域性创伤救治体系,避免了在中国大中型城市新建创伤救治中心的重复投入,同时充分利用了中国的优质三级医院资源,是适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姜保国说。

  据姜保国介绍,这种体系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一个政府主辖区(人口在100-300万)作为体系建设的区域单位,协调院前和院内救治的联络;以当地一家大型三级医院为创伤救治中心,以区域内的5-6家二级医院为创伤救治点(分中心),形成闭环式区域性创伤分拣、转运救治流程,并根据患者伤情以最短的时间将患者转运至相应医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体系下院前、院中和院后的救护团队都是经过专门、系统培训的,他们保障了患者的能够得到及时正确的救治。并且,这个体系建成之后,以往那种创伤患者到了医院之后还要面临的反复检查、反复等待学科会诊的状态,变成了专科医生在医院等待病人的状态。

  “这是因为,该系统下我们实现了信息系统的连接,这个信息系统也是我们的发明专利。借由该信息系统,救护车到达现场就会做出伤情评估,并将这种评估信息及时发送到系统平台,平台的值班医生会根据伤情评估马上呼叫骨科、神经外科等跟伤情相关的专业救治团队。救治团队到达急诊室后,还会根据现场传来的伤情信息讨论救治方案。实际上,此时患者还在转运的过程中,而医生已经在急诊室等待患者了。”姜保国笑言。

  据姜保国团队前期所做的调研发现,国内创伤患者的救治在病人进入急诊室之后,平均要等待17分钟才能够等来医生,而到来的还不一定是能够直接实施救治的医生,比如神经科医生对颅脑外伤患者的紧急救治往往会手足无措。比较而言,区域性创伤救治体系下,病人的等待时间从17分钟缩短至0-5分钟,并且到场的医生都是经过培训可以直接实施救治的,这样就保障了患者特别是严重创伤患者的救治时间,也进一步保障了患者的成活率。

  很多人对2015年天津滨海的爆炸事故依然心有余悸。但鲜有人知的是,在这场事故中,患者的救治体系是有条不紊的,其中参与救治的两家主要医院——塘沽五院(现已更名为北京大学滨海医院)和泰达医院,实际上都是区域性救治体系的试点单位。

  “试点体系中,塘沽五院和泰达医院担任的是救治中心,另有六个、七个二级医院作为救治点,靠这样的二级救治模式,滨海新区所有地理位置的人口就实现了医院全覆盖。也就是说,该区域的创伤患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到生命救治医院(救治点),多发伤病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转运到这两家三级医院去进行救治。”姜保国向记者解释。

  事后的统计显示,当时这两家医院在事故当天就集合了超过千名医护人员实施患者的分拣、住院和急诊手术工作,整个流程非常顺畅。在2013年以前,我们的调研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严重创伤患者的死亡率是33.8%,但这两家医院在应用创伤救治体系之后,将严重创伤患者的死亡率降到了20%多。也就是说,严重创伤患者的死亡率下降了40%。看到“中国模式”的救治体系成效显著,姜保国的脸上展现出会心的笑容。

  现在,这个救治体系在北京、天津等15个城市进行了严重创伤救治规范的试点推广。每个试点城市又都建立了区域性创伤救治体系的示范区,形成了15个以三级医院为核心的,涉及124家三级和二级医院的闭环式区域性创伤规范化救治体系。

  “据统计,我们的推广地区覆盖面积约46万平方公里,辐射人口7000余万人,推广期间累计规范化诊疗创伤患者75000余例,其中严重创伤患者15000余例。推广结果表明,这种体系显著提高了创伤的救治效果,众多创伤患者获得了及时有效的救治。”姜保国表示,对于救治体系的建设,他的团队越来越有信心,而如果该体系将来能在全国很好地普及的话,每年至少十几万的生命可以被挽救。

  事实上,这一体系不只是在中国得到认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同行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包括非洲加纳、亚洲菲律宾在内的诸多国家都已经向姜保国团队发来合作意向。

  这些合作意向也让姜保国深表欣慰。他说:“过去30年时间,我国医疗接受了较多的国外理念。现在,我国的创伤救治体系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正在向国际范围推广、输出,这标志着我国医疗水平在世界范围内的被认可。这种成绩,是一个医生团队收到的莫大鼓舞。”

  但姜保国也有遗憾。目前该救治体系虽然试点成效突出,可进一步的大范围推广仍然缓慢。这主要是因为,该项目虽然推广的技术难题(信息系统建设及救治团队培训)已经解决,但还需要地方政府的接纳和配合,因为创伤救治除了需要培训救治团队,还需要协调消防、急救等资源,这已经超出了一个医院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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